近日，38岁父亲酒后打死4岁亲生儿子的事件在引起公愤的同时，还让大家进行了反思，一些律师呼吁上海能不能设立国家监护机构。孙副所长透露说，前几年曾在上海城乡接合部发生过外来务工的孩子受到虐待的事件。
这两天，38岁父亲酒后打死4岁亲生儿子的事件在引起公愤的同时，还让大家进行了反思，一些律师呼吁上海能不能设立国家监护机构。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，针对青少年儿童的监管机构在国外早已有之，早在10年前，沪上的青少年研究专家们就提出效仿国外做法，建立类似机构的提议，但却遇到了诸多瓶颈。专家表示，亲生父亲打死孩子固然让人唏嘘，但这件事让千夫指的同时，也让大家看到了社会风尚的力量。“只有自律才能治本，其他的诸如政策、法律等都是他律，实施的成本很高，但效率不高。”
“好几年前，我和上海的有关部门就进行了探讨，是否应该成立类似的儿童保护机构。”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副所长孙抱弘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，这件事非常有难度。他分析说，一般上海本地父母对独生子女不是虐待，而是过于溺爱。父母虐待孩子的事多发生在城乡接合部，这些被虐待孩子的父母大多是外来务工者，由于超生，加上文化程度低、责任感不强，这些父母有时会把孩子当出气筒，巴不得将他们送出家门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政府相关部门的处境就很尴尬。
孙副所长透露说，前几年曾在上海城乡接合部发生过外来务工的孩子受到虐待的事件。他联系了很多部门，但大家都觉得无从插手。“俗话说‘清官难断家务事’，对于亲子‘内部矛盾’，有关部门很难干预。”孙副所长表示。
孙副所长曾考察过赫赫有名的石家庄青少年保护中心，但由于经费极为有限，该中心在收留孩子时只能限制名额，并且只能采取短期保护的方式。
瓶颈1 整体性规划问题
孙副所长认为，要成立青少年儿童保护机构存在以下几大瓶颈：一是建立这样的监管部门必须是全国性的一个机制，不能局部一些城市建立，否则会导致大批孩子涌入这些城市，寻求庇护，这是一个整体性的规划。
瓶颈2 筹建和运作的经费问题
采访中，孙副所长告诉记者，如果完全由政府部门出资是不太可能的，在国外有很多企业家愿意出资帮助成立类似的机构，但在国内，由于税收政策等原因，企业家不愿出这笔钱。
瓶颈3 相应政策支持问题
上海市妇联儿童部部长陈建军也表示，上海虽然有青少年保护条例，却没有成立类似的监管机构。“主要是因为缺乏法律依据，另外，假使成立的话，该机构的责任主体又是谁？此外，我们如何来界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了才能算作虐待，如果遇到孩子谎报怎么办？作为年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，他是不能承担法律责任的。”
陈建军给记者打了个比方，上海近期将要成立类似的反家暴庇护中心，保护妇女的权益，其实这件事早在10年前就想做了，但由于缺乏法律界限的问题，一直难以操作。
